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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威尼斯人开户:身外无累 心中无事 In 澳门威尼斯人开户 @2017年11月07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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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岁,邓友梅从出生地天津回到故乡山东。故乡是抗日根据地,他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教育下,十二岁就参军当了交通员。只干了一年就赶上精兵简政,部队发给邓友梅四十斤小米几丈粗布,让他复员,他又去天津投亲。天津街头有租小说的,租一本小说一天收几分钱。邓友梅打零工吃饭,别的娱乐玩不起,租书还租得起,就读起了小说。《薛仁贵征东》《江湖奇侠传》《红杏出墙记》《旧巷斜阳》,几乎碰上什么看什么。

有一次,街头有打着旗招工的,不讲条件也不要铺保,邓友梅见机会难得,求着人家把他收下,谁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,做了一名劳工。1945年,美国飞机把日本工厂炸毁了,没活可干,日本人又把劳工送回中国,打算叫他们在日军控制下的中国矿山劳动。邓友梅在几个大工人的带领下逃出工厂,参加了新四军。

最初,邓友梅在连部当通信员,营长见他爱读书,送他去一所中学脱产学习补习文化。可是邓友梅当兵当野了,穿一身军装跟老百姓的孩子一块坐在课堂里念书,怎么也坐不稳当。碰巧军文工团排戏,郭沫若写的《 李闯王 》中有一个放牛的小孩儿,要求会说普通话。文工团找了几个小孩去面试,只有邓友梅被选中。小孩的戏不多,没戏演时邓友梅管小道具、点汽灯,最多的是帮演员提词。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,连提几场,就背下来了。

解放战争打起来后,文工团开到前线做火线鼓动工作,不能正式搭台演戏了,只能在战场做即兴演出。行军时部队走路,邓友梅就和文工团的战友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,看到什么就要现编现演。新四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,成本大套地演戏是专家,可没干过火线鼓动,不会扭秧歌,更不会编快板。邓友梅就靠自己提词学来的本事试着干。有回,他数快板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,他说:“喂,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,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!”不久,稿子在新四军内部刊物《 歌与剧 》上印了出来,这就是邓友梅的处女作《 国大代表 》。他的第一笔稿费是一斤花生几个柿子。

此后,邓友梅就常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,但他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,一心想当个好演员。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,唱歌高不成低不就,邓友梅就只能点汽灯、管小道具,有点苦闷。这时有机会调整,他就到了茹志鹃班里。

“她嘴上也说:‘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。’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,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。她又说,你少睡点也可以,越睡越懒,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。就找出本书扔给我。”邓友梅回忆和茹志鹃的相处,如此说道。他的读书慢慢成为习惯,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就感到手足无措。

有一次,他读完鲁迅的《野草》,茹志鹃就问:“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?”邓友梅背书中的一段话: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另外一株也是枣树……”茹志鹃就笑:“明白意思吗?”邓友梅说:“就是有两棵枣树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说‘两棵枣树’,而要说‘一棵是枣树,另外一棵也是枣树’?”

邓友梅被问傻了。他没想过为什么。

“这叫强调。”茹志鹃解释说,“有两棵枣树”给人印象不深。这样一强调,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。

邓友梅说,这是他平生第一堂文学课。此后,茹志鹃鼓励他写日记,让他往写作上努力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就是《淮海战场日记》,《文艺报》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了《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》。

解放后,邓友梅从部队转业,调到北京文联,在赵树理手下工作。有一次他问赵树理:“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。我写的东西怎么总有疙瘩呢?我该怎么改进?”赵树理回答说:“第一,少用形容词,多写形象。第二,文章写好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。你念得顺口别人读着就顺溜,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咬嘴。”

1951年,邓友梅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,写了小说《咱们都是同事》,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。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。田汉读完后很高兴,说:“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嘛!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,毫不概念化。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。”这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文联的《说说唱唱》。

“赵树理、王亚平等人认为我虽然有文学细胞,但文化根底太差。就决定派我去文学研究所(后改为讲习所)学习。”邓友梅回忆说,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丁玲,导师是张天翼。张天翼教给他观察生活、捕捉题材和形象的技能,也是记日记。

进了文学讲习所后,他认真读书,一天最少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。所里规定如果不上课,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五万字,他每天都读七万字以上。从文学讲习所出来后,邓友梅的小说《在悬崖上》发表在1956年的《处女地》上,接着被《文艺学习》转载,引起文坛的关注和争议,并因此被打成“右派”,被转送到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,从此二十二年没再写东西,直到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同志领导“拨乱反正”,才又有了写作机会。

直到1976年,邓友梅的“右派”帽子才被摘掉,“提前退休”后回到北京。

有一次,邓友梅听广播,获悉陈毅逝世的消息,心里非常难过。陈毅是新四军军长。他从小就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工作,与陈毅有感情,于是写下了很多回忆性的文字。

恰好茹志鹃到北京开会,专门看望邓友梅,看到这些文字,便鼓励他改成小说。小说改了两遍,发表在茹志鹃任副主编的《上海文学》上。这篇题为《我们的军长》的短篇小说获得了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邓友梅试着用北京市民的语言心态描述北京人的故事,琢磨出自己的强项:《话说陶然亭》,发表后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;接着又写了《寻访画儿韩》《烟壶》《那五》,成为文坛“京味儿”小说代表作家。评论家认为,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北京风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邓友梅。

“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,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,比我们小十岁的,解放时年龄太小,记忆比较模糊,而更年轻的人,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,人群也完全不一样,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,不再是传统的京味。当然,北京在发展,成了全国的北京,并逐渐走向世界级城市,这也会造成其个性丧失。”邓友梅觉得,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,是很正常的现象,就像鲁迅先生的杂文,后人再怎么写,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。而老北京的那种温情,那种踏实,也随之逝去。

既写京味儿作品,也写战争历史作品,邓友梅觉得,自己写战争花的工夫最大,却除了《我们的军长》和《追赶队伍的女兵》两篇作品得了奖,其他并无太大反响。相反,写得轻松有趣的京味儿作品,却更受读者欢迎。

邓友梅反复思考过其中原因。他认为,读者读书首先要选有趣的,有趣才好看。他写京味儿小说,首先是想怎样把它写得好看。“要把小说写好看,就要写你自己最熟悉的,与你的性格最易呼应又是你最易于表现的生活素材。生活内容复杂多样,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写进小说。”邓友梅说,最体现本质意义的才是最值得写作的,但同样的事物从不同的人眼里看来感觉却未必一样。

“张天翼同志让我养成随时观察有趣事物的习惯。第一是有趣,但光有趣也不行,还要有益,要有益于世道人心。”邓友梅说,在自己的所有小说中,90%属大路货,只有10%才是自己特有的产品。哪篇小说写得特别顺,这篇小说故事的结构、情节安排基本上就是好的。写得顺说明酝酿得成熟。但在语言上要想写出特点就必须反复加工认真修改。这是苦功夫。他认为,真正讲究文字的是中短篇小说,有一句废话都很刺眼。

曾多次在会议上遇见邓友梅先生。他拄着标志性的拐杖,斜挎一只小包,言必出“老年痴呆症”。话是这么说,可邓友梅给我们的印象仍然是诙谐幽默。

曾拜访邓友梅,谈及他连续担任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,对茅奖的评价如何,也谈及他对自己的创作评价如何。他说,最满意的作品还没写出来,如果有来生一定多写好的。当年投笔从戎二十余年,他重新拿起笔时,曾暗下决心活到老学到老,勤学苦练紧跟风尚。可是,现在活到老了,却没能学到老。

正为自己赶不上新潮苦恼,忽然发现到了古稀之年,“可以进入被翻过去的一页,没人跟你较劲了!”或者就在窃喜之间,时光又倏地过去十年,八十六岁的邓友梅先生或许早就熬到“身外无累,心中无事”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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